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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源研究所 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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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尘埃落定,取得了多项成果。在论坛上,习主席强调了“民心相通”的重要性,承诺向南南合作援助基金增资10亿美元,并与多家国际组织签署合作协议。虽然在这次论坛上,由中国民间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牵头启动了《中国社会组织推动“一带一路”民心相通行动计划(2017-2020)》,但并没有明显的信号表明政府会增加对中国本土NGO“走出去”的资金支持。


顺应“一带一路”倡议,社会资源研究所(SRI)于5月17日举办了“NGO参与推动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可持续发展研讨会”,发布研究报告《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社会责任与NGO参与:以缅甸莱比塘铜矿项目为例》,并邀请来自NGO、企业、政府部门、媒体和学者等伙伴和专家90余人,共同探讨中国NGO在推动企业海外投资中面临的挑战和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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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报告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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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社会资源研究所的研究员蔡菲菲对研究的背景、目的和方法进行介绍,并从社区角度分享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影响。她谈到,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发展规模的扩大,是发展与问题并存的过程。而中国NGO目前对于这个领域的了解还比较缺乏,这项研究希望可以增加中国NGO对于海外投资问题的理解和认识,以此探讨自身的工作空间和角色。



基于对现有文献的阅读,研究以缅甸为目标国,莱比塘铜矿项目为案例进行分析。缅甸的制度环境对于外商投资是无法逃开的问题。目前,缅甸整体的法律框架非常混乱,不同时期制定了相互叠加和分离的法律政策。2016年,缅甸颁布了最新的外商投资法,明确指出成立投资委员会,来管理和应对投资中存在的问题与冲突。在公民社会方面,缅甸NGO目前已经成为整个社会发展过程中非常重要的力量。


在莱比塘铜矿项目中,蔡菲菲谈到在社区层面最主要的争议在于征地搬迁。从长期来讲,虽然征地能够通过提供就业这种方式来对社区进行补偿,但使原来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向工业生产方式转变,社区面临的脆弱性也发生了改变。在整个过程中,村民通过不同的方式与缅甸政府和投资企业进行谈判和沟通,使原来不够透明的、未经谘商的方式向尊重社区需求、意愿的方式转变。缅甸万宝通过挨家挨户的走访来实现与社区关系的重建。缅甸政府的角色也从开始的项目合作方向监督和监管者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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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境自然的张甲林女士从环境保护的角度对缅甸外商投资和莱比塘铜矿项目的影响进行分析。她指出国际投资对当地环境的影响,与投资企业的社会责任标准有关系,同时也与东道国的环境制度,执法力度等密切相关。研究中把外商投资的环境效应分为四部分,包括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效应以及管制/政策效应。


外商投资对缅甸整体的环境影响分两个阶段:一是2009年之前的起步阶段,二是2009年之后的发展阶段。起步阶段由于总体的投资规模较小,环境影响也比较有限。在发展阶段,投资规模大幅度增加,但投资的产业结构并未发生大幅度的改变,主要还是集中在资源密集型产业。这个阶段缅政府认识到外商投资对当地环境产生的影响,开始完善国内关于环境保护的法律。总体而言在发展阶段,因为结构上的限制,规模效应还是发挥着主导作用,外商投资对缅甸的环境影响以负面效应为主。


针对莱比塘铜矿项目,由于它于去年7月份才开始大规模动工,所以调研时并没有发现其对当地环境有特别显著的影响。莱比塘铜矿属于蒙育瓦铜矿的一部分,因此研究基于萨比塘铜矿和七星塘铜矿(同属于蒙育瓦铜矿项目,且与莱比塘邻近)的影响来预测莱比塘铜矿产生的影响。


莱比塘铜矿项目是整个蒙育瓦项目中规模最大的部分,随着开采量的增多,排放的各种废弃物规模也会增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矿石的开采及处理过程中产生的酸性废液和工业废水,对地表水的破坏及对土壤的改变,废矿石和废气排放。在结构效应上,从小规模的土法炼铜到大规模的矿石开发均会对环境产生影响。她表示如果企业可以跟当地政府和社区合作,进一步解决遗留的废矿石和村民的生计,可以降低项目对当地环境的影响。在管制/政策效应上,缅甸万宝完成了ESIA报告,包含了比较全面的环境管理和监测计划,“如果企业可以按照这个环境管理监测计划认真执行的话,可以最大程度上降低因铜矿开采而造成的对当地环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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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劳工方面,北京日曜星启社工发展中心陈继艳对缅甸劳工权益状况和莱比塘铜矿项目在劳工方面的影响进行分享。首先,她介绍了缅甸外商投资对劳工的影响在不同发展阶段会有比较大的差异。在军政府时期,大部分外资进入与当地的军工企业合作,所以经常伴随相应的强迫劳动,形成合谋效应。在缅甸实现民主转型后,强迫劳动的情况有所减少,而且外商投资向缅甸企业普及国际用工标准和实践,形成良好的示范效应。


她谈到缅甸在2011-2016年期间经历了劳工法的快速变革,还分享了缅甸劳工面临的身份、工作时间、职业安全健康、结社自由、集体谈判和申诉机制、公平就业等方面的问题。莱比塘铜矿项目动工时,缅甸已经进入劳工相关法律的改革时期,相应的劳工权益保障标准已经有所提升。研究在实地的调研中没有发现企业与当地政府合谋强迫劳工的现象。而早期艾芬豪公司较高的用工标准对于莱比塘项目起到示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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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专家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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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扶贫基金会国际发展部主任伍鹏先生对报告给予高度评价。他表示通过这项研究可以让更多人了解到,NGO远远不是扶危济困那么简单,它的作用和价值十分多元。截止去年底,中国有70多万家NGO,他们涉及的领域除了扶贫、卫生、教育、环保以外,还包括和平、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等等,它们具有非常强大的力量。中国政府已经开始支持NGO“走出去",但企业等主体对NGO的认识还不是很全面,需要加强多方之间的交流。


他谈到中国NGO“走出去”的原因,首先是国际上有很多期待;其次,在外交层面,中国政府需要NGO的参与以改善中国的形象;再次,需要通过NGO向世界传递中国人民的爱心,尤其是在灾害发生时。


而在中资企业海外投资过程中也需要NGO的参与,一方面是因为企业自身有保护资产安全的需要,与NGO合作有助于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企业到海外会面临政治体制、社会舆情、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的差异,NGO的视角和支持将有助于企业融入当地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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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北京工商大学的郭毅教授分享了他的观点,中资企业在海外投资过程中,最重要的关键词就是“沟通”。 他指出中国企业“走出去”,需要媒体、金融系统、通讯系统和NGO组织一起“走出去”,形成系统性的环境,而不是企业单枪匹马。这意味着企业在东道国营商环境之下有它的喉舌、金融媒体和NGO的支持,能够实现更好的社区沟通和融入。


在企业“走出去”整个营商环境系统之中,NGO主体的重要性难以忽视。一方面是因为NGO组织自身所具有的特性,即NGO组织更接地气,能够比较集中且高强度的反映来自于基层民众或特定利益主体的诉求。第二方面是NGO组织专业化程度较高,关注的议题相对集中。第三是NGO组织的行动力、执行力强,比较快捷,能够比较迅速地调动媒体、社会民众等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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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伦理中心主任刘宝成教授指出NGO应首先处理好与中国政府的关系,并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中国“走出去”战略的确给中国NGO的海外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政府也希望中国NGO能够参与国际合作。但NGO要在企业“走出去”中发挥作用,需要拿出具有一定高度、客观的分析,让企业看到NGO有真正的国际化能力和信誉,才有合作的可能。在企业管理利益相关者关系方面,NGO要具备一定的专业性,为问题的解决提供相应方案。


他表示目前NGO仍然处于 “观察员”的角色,NGO应在企业对外投资过程中,提前介入企业决策,提供帮扶性的服务,由观察员变成介入者、参与者和最终能够为结果负责的不可分割的角色,这是下一步的努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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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嘉宾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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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志蓉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创新创业与战略系助理教授段志蓉基于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研究,分享了企业面临的主要挑战和中国NGO的作用


中国企业在对外投资的时候遇到的挑战首先是商业的发展;其次,社会和环境问题也非常重要,当地可持续生计问题如果没有真正解决,企业就会持续不断碰到相关的障碍;第三,中国企业最关注与东道国政府的关系,而忽略其他利益相关者,这已经成为一个新的挑战。 目前中国NGO良莠不齐,在海外投资问题上,并没有特别的优势,这就需要中国NGO与其他主体形成联合,为中国企业在当地可持续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NGO的联合未来可能会是一个众包的平台,大家根据各自的所长,在一个大的项目下开展合作和良性的竞争。


   


王亚琳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可持续发展项目官员王亚琳根据《中国企业海外可持续发展报告》,分享了中国企业投资行为的变化



近几年,中国海外投资企业的转变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意识方面,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企业的关注重点;其二是行为方式,ESIA已经逐渐成为企业风险管控的工具;第三是中国企业越来越希望进行多方沟通。UNDP目前致力于为企业搭建参与国际合作、国际对话的机会。而在中国NGO能力建设方面, UNDP正与商务部、民促会开发中国NGO“走出去”的评估体系,为促进中国NGO与企业、政府开展合作提供依据。



张颖溢
美境自然创始人张颖溢从本土NGO负责人的角度分享中国NGO应该如何介入海外投资的可持续发展



她认为NGO参与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不能等到出现问题才“走出去”,而应该提前与当地公民社会、媒体和政府建立信任关系,帮助中国企业更好适应当地的工作环境。西方发达国家到第三国家去投资时,会有一系列的配套措施,他们会请研究人员提前去东道国进行各方面的调研,为他们的企业提供相应的数据。中国NGO也应更早介入,但这也要求中国NGO要提高自身的专业能力,同时需要政府加大支持力度,包括政策和资金等方面。



柳建树
财新传媒柳建树从媒体的视角分享其正在开发的舆情监测系统



他提到财新正在开发舆情监控系统,其中的缅甸语监控系统,使企业可以看到自己在缅甸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对于中国NGO的作用,他认为NGO要更早于企业走出去。以可口可乐为例,该公司在进入缅甸市场之前,已经与当地NGO签署合作协议,展开了为期三年价值300万美元的社区发展项目。中国NGO可以借鉴这个案例,在企业进入国外市场之前,先进入东道国开展工作。



李甜甜
五矿商会联络部李甜甜从商会的视角分享了中国《对外矿业投资社会责任指引》落地的挑战



她指出经过调研发现,具有良好实践的企业已经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责任举措和方针,而实践较弱的企业并不太在意这个指引的价值。在指引落地过程中,首要的挑战是中国企业国内外社会责任管理的相互脱节;其二,目前与五矿商会合作的多数是国际NGO,这些机构因语言差异难以与中国企业进行有效沟通,提供的建议和解决方案不一定能够为企业所接受,所以未来中国本土NGO与企业合作的空间很大。



张经纬
全球环境研究所张经纬作为中国NGO“走出去”的领先机构代表,她分享了与企业合作的主要挑战



首先中国NGO能力和专业度还有欠缺;其次,NGO虽然开展了调研,但与当地利益相关方的沟通、对当地文化的了解并不深入,这点对于与企业合作十分重要。中国NGO应形成联盟,与其他主体之间形成合力,支持中国企业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

    


陈继艳
北京日曜星启社工发展中心陈继艳作为草根劳工组织的代表,分享中国劳工NGO较少关注海外投资问题的原因



她认为目前大部分劳工组织以提供服务为主要工作手段,较少采用研究和倡导的方式。“一带一路”倡议鼓励中国NGO“走出去”,但需要NGO能够开展研究、与不同群体进行对话沟通。而劳工领域的大部分组织在这些能力上还比较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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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中国NGO的作用


投资项目不论是中国还是外国,产生的影响涉及多个层面且十分复杂。以莱比塘铜矿项目为例,涉及了缅甸的企业、NGO、僧侣、村民、矿区工人、军政府和后来的民选政府等诸多利益相关者,他们的诉求具有非常大的差异。这个过程中,中国政府的监督力比较薄弱,而中国NGO可以发挥灵活的工作机制,来对企业的社会环境影响进行监督。



NGO也可以充当协作者,在社区中协调各个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而具有专业能力的组织,能够为企业提供具体、专业的解决方案。另外,NGO也可以向中国企业普及中国国内、国际和东道国关于社会和环境方面的标注和实践。然而,如果有中国NGO将自己定位为解决方案的提供者,那么就要求其与企业进行更深入的沟通,了解自身的专业特长与问题解决方法的匹配度。同时,NGO也需要评估“走出去”的可行性与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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